“社会”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和理论基石。在新时代夯实“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学理基础，我们需要在思想史和现实境遇的双重维度中，探寻马克思的“社会”概念。
首先，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改变世界”的、追求“实现人的解放”“社会—历史”哲学或“社会—政治”哲学。
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表明，“社会”进入哲学家的视野，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近代哲学确立“理性”的优先性的结果，即超越宗教神学的基本预设，将现实的生活世界即社会视为拥有理性之人类自身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结果。因为在此之前的哲学反思中，世界的本体论问题和上帝存在的合法性论证问题才是哲学的问题。而近代以来哲学的发展实则是要变革自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哲学传统，即哲学追问应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何以可能”，从而确认人的理性的至上性，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并在此一维度中让人重享自由的荣光。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近代以来理性哲学张扬人的主体性并关注现实生活世界以及彰显人的自由的思想传统。但是，当马克思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所倡导的是“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的时候，他猛然醒悟：“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于是，马克思不再像德国古典哲学家那样从纯粹的哲学问题出发，而是从人类社会现实或现实的人类社会所发生的“物质利益的难事”出发：在欧洲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为何“文明”时代的人们并未享有应有的尊严和自由，反倒处于“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关系之中？对此，马克思的做法是，从有生命的现实的人出发，在批判现实社会中发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对这一可能性的揭示就集中体现为对作为现实生活世界之“社会”的哲学追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对社会发展形态的判定，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的追求，等等。
其次，作为“社会—历史”哲学或“社会—政治”哲学中的“社会”概念具有丰富内涵。
一是追问“社会”的存在论基础及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社会”的考察，不是根源于“存在”抑或思想的思辨，而是植根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洞察到，“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应该说，这是事关马克思“社会”追问的存在论变革的重大命题。“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意味着，人们在“对象性的活动”中，特别是在劳动逻辑和生产逻辑中，历史性地从事构建“社会”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口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特别是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构建了一个蕴含着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人类社会。更为关键的是，在此一存在论的追问中，马克思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社会）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是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和根本规律。由此，在“社会”的存在论追问中，马克思拓展性地展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讨论，并在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作为现代社会之具体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二是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揭示其内在的基本社会矛盾，呈现超越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社会”的现代形态和具体样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在高度赞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人类社会巨大变迁和整体发展的同时，给予其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是通过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现的，即通过这一批判，揭露资产阶级企图用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恒久性”来论证资产阶级社会的“永恒性”的阴谋，由此呈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非永恒性”。为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主导逻辑、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内在矛盾等展开了深入的探索，“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在对“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批判中，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有力地论证得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必然是，建立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
三是反思瓦解并驾驭资本逻辑的“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对“社会”概念作出具象化阐释的重要维度，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把对作为现代社会之代表的、资本逻辑主导的资产阶级的批判提升为对“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可能性的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私有财产批判的维度中提出了“真正的共产主义”并将其理解为“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社会阶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交往的逻辑中将共产主义理解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即“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进而把人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依据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的研究，把现实的人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三个主要的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由此，在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嬗变中，从作为“一般”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拓展为对作为“具体”之人类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反思与批判，并达至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论证和最终实现。这才是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社会—历史”哲学或“社会—政治”哲学的真实旨归。
最后，“社会”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是彰显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品质。马克思创建了一种基于超越“存在何以可能”的“解释世界”的哲学的新哲学，即追问“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改变世界”的“社会—历史”哲学或“社会—政治”哲学。这一哲学不是抽象地反思头脑中的现实，而是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出发点，要将现实的理想变革为理想的现实，坚信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确立中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即面向现实生活世界，在破解社会重大现实问题中实现哲学理论的创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最终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科学的哲学理论。
二是彰显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导向。我们应以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哲学或“社会—政治”哲学为指导，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及社会形态更迭的基本规律，一方面继续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社会矛盾等，关注资本主义内在运演的基本机制及其新形态的本质特征等；另一方面紧密围绕新时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所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紧密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在利用资本的同时驾驭资本，以人民为中心，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三是弘扬马克思哲学的人类性品格。马克思对“社会”及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探索，始终关注的不是一国或一域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其未来发展，而是整个人类的未来走向和全人类的解放。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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