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刘小昶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主席、分党组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两句名言：“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请问，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讲的“问题”？
解读：焦佩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马克思的这两句话出自他写于1842年5月的《集权问题》，该文旨在对莫泽斯·赫斯发表于《莱茵报》137号附刊上的《德国和法国在集权问题上的态度》一文进行批判。在赫斯看来，国家权力是否应该集中，既取决于每个省对自身内部事务的管理，也涉及中央政府从整体上对外交事务的管辖，但是，从哲学上看，“假定人民全是由正直的人组成”，“中央的权力就会存在于所有成员之中”，个人自由和普遍自由就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任何对外法律、任何成文法规、任何中央权力又都是多余的，所以，国家权力集中的问题又不存在。在马克思看来，赫斯“把哲学同想象混为一谈”，按照这个逻辑，所有法律、成文法规、中央权力以至国家本身都消失了，那还有什么国家权力集中的问题？因此，应该基于时代问题来厘清哲学的本质和真正使命。这便是这篇短文产生的背景。
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
在《集权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对赫斯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揭露和批判。
一是问题定义着时代。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根据问题而不是问题的答案来理解时代。就像一道代数方程式一样，只要问题设置得足够精确周密，那么，问题的答案也就自然确定，所以，“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哲学只有从问题出发，才会反映时代精神，影响时代前进。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这种把握时代本质、影响时代前进的真正哲学。
二是人们往往错把反动分子的声音视为时代声音。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反动分子都是时代精神状态的好晴雨表，正如狗是反映天气的好晴雨表一样。”身处同一时代，有的人逆来顺受、安于现状，有的人却总是力求对各种事情发表见解，因此，“人们自己把反动分子当作真正的先进分子”。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原因是，人们对时代的赞同或批评都是关于时代问题的答案，而不是问题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时代看个人，将重点放在个人的意图和观点上，这显然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主观想象。
三是问题是时代前进与哲学发展的显著标志。马克思指出，“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历史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因为要面临和处理不同的问题而表现出差异性和前进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所要认识和解决的就是不同时代的具体问题，因而，“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与之相应，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这便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根据。
可以看出，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已经开始注重从人自身出发来理解哲学并给哲学提出解释世界的任务。在论述方式上，马克思十分反对用思辨性、体系化的繁琐论证来讨论哲学，而是主张用报纸杂志及时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看法。如同马克思所言：“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那种与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成果
基于这种思想基础，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来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问题意识及其理论成果大致有三个方面表现。
首先，基于“物质利益问题”创建新唯物主义。“物质利益问题”是青年马克思实现思想变革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大学期间，马克思曾经痴迷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特别是当黑格尔借助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把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辩证运动过程予以整体地揭示之后，马克思似乎看到了某种跳出机械唯物主义、感性人本主义和纯粹理性主义的积极思想养料，然而，当他试图借助“理性”为摩塞尔河地区农民捡拾枯枝的行为进行辩护时，他发现，黑格尔的理性其实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这种理性在林木盗窃法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在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环节，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发生了积极作用。可是，在遭遇了“物质利益难题”、关注了“犹太人问题”的现代性本质、看到了英国产业工人的贫困状况并且与恩格斯交换意见之后，他彻底看清了启蒙人道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对于现实问题进行解释时的无力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给人的自然和社会活动确立一个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这一点费尔巴哈显然做不到。
其次，基于异化劳动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本来，马克思想从国民经济学家那里找到贫富分化问题的答案，可他失望地发现，“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表面上看，工人自由地受雇于资本家，资本家也按照工人的劳动量和劳动价格支付了相应报酬，可为什么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答案就是：异化劳动，这是一种被动的强迫性劳动。所以，问题不在于政治经济学原理，而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本质上，资本主义社会维持的是一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资本家与工人是构成这一关系的双方。只不过，当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被资本逻辑驾驭后，工人是这个生产关系最直接的受害者，唯有借助共产主义运动来推翻这种畸形的生产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能得以实现。
最后，基于人类解放推进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在若干社会主义学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就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立足于实现和维护绝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进而对造成少数人和绝大多数利益对抗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根本批判。与之相比，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实践之所以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终结了人类历史，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从本质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特别是基于剩余价值生产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深刻冲突。历史地看，这种冲突贯穿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各个阶段，而与之相应的阶级分化和冲突也贯穿这些阶段之中，因而，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背后是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
所以，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其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经济危机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原子式的对抗，生态危机是资本逻辑的扩张性在自然领域破坏性的表现。这两种危机的结果是物质文明的毁灭和自然环境的退化。基于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观察和必然扩大的经济危机的诊断，共产主义运动是真正的人类史的开启与发展。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始至终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其一，基于对形而上学那种用思维统摄现实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片面追求人的解放的做法，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其二，基于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掩盖资本和劳动之间矛盾以至于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和人的贫困的形而上学做法，马克思认为，只有现实的改变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产生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人类才能走出阶级对抗的社会形态。其三，基于对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各种拯救社会的乌托邦方案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只有坚定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在制度设计、执行和完善的各个环节践行人民民主，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才会永葆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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